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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进一步明确了党在政治法律实践中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人大制度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重要性丝毫没有降低，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在新的奋斗征程上，必须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继续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牢牢把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掌握在人民手中。
当今国际社会中，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任何一个方面出现漏洞，都会导致法治中国蓝图的残缺。
领导干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方向、道路和进程。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明确宪法法律至上的法治理念，为中国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活动确立了根本的标准。三是坚决清查贪赃枉法、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的人，深查执法司法腐败。另外，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是相对党作为一个执政整体，就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而言的。不同国家根据本国国情确定本国的宪法监督和实施机制，如有的国家建立了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有的则由普通法院负责违宪审查。
严格执法则要求执法机关不折不扣地将良法实施到位，将人民的意志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2、法治为轨，宪法为纲 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治理遵循法治轨道。[22] 党领导下的共识形成机制的核心在于，以无产阶级的初心与价值观，不断驯化其他的分化的意志，以便更好地代表整体性，如从个人的或小集体的利益到整体利益、从各民族分散的利益到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的转化，都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阶级整合。
[6]当然，中国的人大代表表达地方诉求的目的与西方不同：西方的议员更多为了自己的连任，中国的人大代表更多则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助力地方的经济锦标赛——人大也参与其中。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党领导人大立法需要落实到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思路上来，近期人大改革以增加基层直选代表、完善人大议事规则等为抓手，这一方面提升了人大立法的人民性，体现了立法工作的政治性。为了既保证人大对人民的代表性，需要完善全国人大的组织规则与议事规则，以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33] 王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修正草案）的说明》，《人民日报》2021年3月6日，第7版。
[29] 赵晓力：《论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中外法学》2012年第5期，第989页。立法中共识的实现需要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来自于政治上的保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图片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国家机构原则，分别被中国共产党章程第4条和现行宪法第3条规定，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进行国家建设的显著特色，也是理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优势之一。但是，与国家机关相比，党的行动更为强调集中统一。[23] 常安：《社会主义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1947-1956）》，《开放时代》2020年第1期。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尤其是大国中，国民的分歧很明显，如何维持来源多元的代表之间的同一性需要特殊的制度安排。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进一步明确了党在政治法律实践中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人大制度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重要性丝毫没有降低，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在新的奋斗征程上，必须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继续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牢牢把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掌握在人民手中。在代表构成的研究范式中，镜像理论——代表是全国人民的一个缩微版的再现——影响深远，要求立法机构要像镜子一样，全面地、毫无保留地、消极地将所有对象反映到代表机构上来，等比例复原保证了代表的正当性。
为了防止人大立法中地方保护和部门利益法制化，需要发挥党在人大立法的各个环节上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职能，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对立法工作的要求，各有关方面都要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看待立法工作，不要囿于自己那些所谓利益，更不要因此对立法工作形成干扰。[37] 徐谦：《关于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情况的报告》，《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8年第5期。
基层人大代表是由直接选举产生的，与选民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有助于提升立法和决策的民意基础，这一点也基本上是学界共识。我们国家的名称，我们各级国家机关的名称，都冠以‘人民的称号，这是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基本定位。
[8] 卢群星：《隐性立法者：中国立法工作者的作用及其正当性难题》，《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85页。[2]在我国的中央统一领导、地方一定程度分权、多级并存、多类结合的立法体制下，立法有多种立法类别：在中央层面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的活动，同时也包括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司法解释的活动。[32]这是维持人大代表政治共识的基础，任何一个国家的代议机制中都有这样的机制存在。三、党的领导与人大立法的民主性 理想状态下立法应该是公意的体现，但在立法过程中个人利益或地方利益的影响很大，如何在众意之上达致公意？卢梭对此有一句充满迷惑性的论断，众意与公意之间经常总是有很大的差别。另一方面，在新时代社会分化趋势下，加强党的领导也有助于保证立法对社会底层的代表，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道路，这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一。[34] 张千帆：《宪法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37] 其实，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有其特殊的国情原因，而且长期以来带有篡权的原罪、面临反对数难题的质疑，[38]大量的美国宪法研究都围绕如何正当化司法审查机制展开。[17] [德]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修订译本），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71-275页。
[21] 阚珂：《人大代表应当代表谁的利益？》，《法制日报》2014年10月21日，第3版。但是，随着我国社会改革发展实践，大量乡镇改设街道、撤乡并镇，导致基层人大代表数量锐减：一方面，撤乡并镇后乡镇人大代表数量随之减少。
[15]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5页。[23][24]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才能避免个别利益的束缚和彼此张力，不同选区和选民选出的代表要服务人民，首先要意识到他们所服务的是全体的整体的人民，而不是个别的选民和部分的选区利益，唯此才有可能超越地方主义的束缚。
[34]进而从宪法到宪政的所谓成功转型也被寄希望于司法审查上，司法审查的实施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能否完成从宪法到宪政的进化一个国家缺少了司法审查这个枢纽，就无法完成从宪法到宪政的根本转变。一、问题的提出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13]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16页。人民选举出人大代表行使立法权——主权的一部分，代表理论赋予了人大代表立法的天然正当性。
因此，解读党领导立法的关键在于分析党如何领导人大的立法过程，将这一问题阐述清楚实际上也就回应了党领导立法的核心问题。其实，人大代表构成中的官员化或精英化本身并不可怕，关键的问题是间接选举之下的代表性不足，因此加强人大代表与选民之间的政治联系至关重要，而直接选举的基层代表恰恰是维系这种关联的最直接手段，确保了人大代表的人民性。
党对人大立法的领导有助于回应上述两大议题，首先，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价值的提供者，为在多元代表之上达成政治共识提供了基础和机制，夯实了人大立法的民意基础。[3] 加茂具树：《人民代表大会：角色与功能的变迁》，《复旦政治学评论》2008年卷，第94页。
党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健全人大选举制度，适当增加基层人大代表数量。从1997年到2007年的十年间，我国五级人大代表总数从312.5万名减少到262.32万名，共减少了50.18万名，降幅为16.05%。
在代议制理论中，每个代表都有着两重身份，他们既是国家的受托人又是每个选区的受托者，既为国家利益代言又要为选区选民发声，这两种诉求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27] 如上文所述，近年来基层人大代表人数的锐减，改革开放后社会结构变迁、社会分层加剧，人大代表构成中出现三多三少现象，即党员代表多、非党员代表少，干部代表多、群众代表少、企业老总代表多，普通职工代表少，进而导致了人大的代表性不足，难以做到以人民为中心。没有司法审查，宪政就不存在——就和没有司法审查，行政法治就不存在一样。在我国的五级人大代表中，乡镇和县市的人大代表总数占95%，是党和国家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
相对而言，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与选民的关系最为紧密，人数也最多。[5] 社会主义坚持对人民的实质代表而非法律上形式主义代表。
另一方面，适当增加市辖区、不设区的市、县、自治县人大代表名额，在分配增加的县级人大代表名额时，重点向由乡镇改设的街道倾斜，进一步优化县级人大代表结构，有利于针对性地解决乡镇改设街道后基层群众政治参与度不足的问题。人大立法过程中存在严重的部门立法现象，每一部法律的制定是由某个或某几个部委主导，而相关部委在介入立法过程之时总是会带入各自的利益诉求，从而导致人大立法陷入部门立法的束缚之中，如在制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过程中，农业（农机）部门与公安部门对农业机械管理权的争夺、公安部门与交通部门交通安全管理体制的争议激烈，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原副主任陈斯喜曾对此做过较为细致的分析。
对人大代表的双重身份及其困境的解决必须引入党的视角，正是党的领导弥合了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实现了人大代表身份的合众为一。科学立法是前提和条件，党领导立法的理论和制度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石问题，由此党的政治代表与人大的法律代表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宪制的关键枢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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